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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先生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
　　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理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堅持“美政”理想，與腐朽的楚國貴族集團進行斗爭的實錄。他的“美政”理想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所謂“舉賢授能”，就是不分貴賤，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選拔上來治理國家，反對世卿世祿，限制舊貴族對權位的壟斷。他還以奴隸傅說、屠夫呂望、商販寧戚的歷史事跡為例，說明了不拘身分選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謂“循繩墨而不頗”，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貴，限制舊貴族的種種特權。
　　屈原雖遭讒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終以祖國的興亡、人民的疾苦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奮發圖強，做個中興之主。他明知忠貞耿直會招致禍患，但卻始終“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危險，在“楚材晉用”的時代完全可以去別國尋求出路，但他卻始終不肯離開楚國半步。表現了他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及其“可與日月爭光”的人格與意志。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系。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里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復雜的現實關系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參差錯落、靈活多變；語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極富于鄉土氣息；其方言土語大都經過提煉，辭藻華美，傳神狀貌，極富于表現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后，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后“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作品風格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離騷》寫他向重華陳辭之后御風而行，他先叩天宮，帝閽閉門不納；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愛，宓妃卻對他無禮；他欲求簡狄和二姚，又苦于沒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這種上天入地的幻想與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現實中對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問》等還采用大量神話和歷史傳說為素材，其想象之大膽、豐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征詩人的品德修養 。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丑、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浪漫主義詩人的杰出代表。作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愛國志士，屈原愛祖國愛人民、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來感召和哺育著無數中華兒女，尤其是當國家民族處于危難之際，這種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顯。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志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并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早年經歷
　　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一說周顯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國丹陽。次年，居樂平里。

　　周顯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樂平里。屈原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的時間。

　　周顯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樂平里。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而十分同情貧窮的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贊譽。

初露才華
　　周顯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軍犯境，屈原組織樂平里的青年奮力抗擊，他一方面居高臨下地對青年們進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種戰術，機智果敢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一展其非凡才華。

　　周慎靚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應懷王之召出山進京，這一年他在鄂渚為縣丞。

　　周慎靚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懷王左徒。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齊。

　　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內政外交工作。五國聯兵攻秦，屈原隨軍而前。

任職高位
　　三閭大夫屈原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識（zhi，四聲），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

　　關于屈原所任楚懷王左徒一職，古今學者多有解釋，現擇其要者而舉之：

　　1、張守節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屈原列傳》說：“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但據近現代學者褚斌杰、趙逵夫等人考證，認為后世的拾遺實為言官，可以上書言事而無實權，唐代的拾遺官階只是“從八品上”，同《史記》中的所述屈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相稱。陸侃如《屈原評傳》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僅次于令尹。”

　　2、林庚說：左徒是太傅之類的官。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所附《四注·說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記》關于春申君為楚之親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記述后說：“左徒所以說是宮廷的親信，因為是親信，所以侍從太子，其情形大約如賈誼之為‘長沙王傅’，秦因此也稱黃歇為‘太子之傅’。”

　　3、游國恩說：左徒是令尹的副職。游國恩在《屈原》一書中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因此認為左徒之職似乎僅次于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許就是令尹的副職。

　　4、趙逵夫說：左徒是行人。趙逵夫在《屈原與他的時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辭賦》一文。在該文中，他從出土的文物及相關資料進行考證，認為“徒”、“尹”二字是雙聲假借。并舉《離騷》“濟沅湘以南征”，《九歌》“駕飛龍兮北征”，又引《爾雅·釋者》：“征，行也。”說“征尹”之取義，同于中原國家所謂“行人”，是指負責外交的官員。

　　5、湯炳正說：左徒是左登徒。湯炳正在《屈賦新探·左徒與登徒》一文中認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上記載的官職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并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稱，在楚國朝廷上屬于大夫級別。同時，湯炳正也對“左徒”的職掌進行了說明，認為“左徒”雖兼管內政、外交，但從《屈原列傳》，尤其是《春申君列傳》的記述來看，他們的主要活動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幾次使齊及其與張儀的斗爭等方面都可以證實。

　　6、聶石樵說：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聶石樵《屈原論稿》說：“令尹就是宰相，可見左徒是僅次于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書中認為：“我們根據后來春申君、黃歇以左徒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當時是一個僅次于令尹（宰相）的高官。”并說：“左徒升級就可以做令尹。”

　　7、姚小鷗說：左徒是太仆之類的官。姚小鷗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一文中，考證《離騷》“來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輅”，是楚王的乘輿，與下文“恐皇輿之敗績”相合。進而考證了“左徒”的職掌，認為“左徒”是相當于后世“太仆”一類的官職。姚小鷗所說的“太仆”，據《周禮·太仆》載：“太仆，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為此，姚小鷗說：“《周禮》中‘太仆’一職為下大夫，其爵位并不高，但職掌甚為重要。”并認為“左徒之職約與《周禮》中的‘太仆’相當”。

　　8、王一軍說：左徒即楚懷王左司徒。王一軍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現代語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馬遷《史記》中的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寫。根據《屈平列傳》中的相關記述，屈原所任職務即起草憲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與《周官書》所規定的大小司徒職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為正，左司徒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書》的大小司徒之名稱。

變法改革
　　周慎靚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變法改革，制訂并出臺各種法令。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繼續進行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斗爭。

　　周慎靚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進行變法改革，民心沸騰；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面臨著覆滅的命運。

讒而見疏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漢北地區（今河南西峽、淅川、內鄉一帶）。為了打破楚、齊聯盟，秦國派張儀賄賂楚國權貴寵臣，又欺騙楚王說：“楚國如果能和齊國絕交，秦國愿意獻出商、于一帶六百多里土地。”屈原極力勸諫，但是楚王不聽，楚懷王聽信張儀的，就把相印授予人，跟張儀去秦國受地。張儀回秦國后裝病，三個月不見楚使。懷王以為張儀怪他和齊國斷絕關系不夠堅決，又派人去辱罵齊王一通。齊王大怒，斷絕了和楚的合縱，反而和秦國聯合起來了。這時張儀才出面對楚使說：“您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從某地到某地，廣袤六里。”六百里變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氣，回來報告楚懷王，懷王大怒，先后兩次興師伐秦于漢北楚古都丹陽（今河南西峽、淅川一帶），結果都被秦打敗，喪失八萬軍隊，大將軍屈丐、裨將軍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軍俘虜，漢中郡淪陷，史稱“丹陽之戰”。隨后，秦又遣軍攻取楚地漢中（今陜西漢中）600里地，置漢中郡。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在藍田（今陜西藍田一帶）大敗。韓、魏趁機偷襲楚國至鄧（今河南鄧州），楚國軍隊兵畏懼，從秦國回歸。韓宣王死，在位二十一年。子襄王倉立。孟軻議定在周赧王三年離開齊國。孟軻主張“性善”，勸齊宣王行仁政，勸滕文公行“井田”，均因為迂闊難行，不受兩國采納。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于重金賄賂了靳尚，并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回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蕩立。屈原出使齊國，回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勸諫懷王說：“為什么不殺張儀？”懷王后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于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懷王領悟到被張儀欺騙，出于一時權宜之計起用屈原為齊使，當屈原從齊國回來后馬上便被楚懷王疏遠。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屈原不能參與朝政，極可能通過昭睢等大臣敦懷王合齊。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

　　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斬首5萬，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初次流放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復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流放背景：戰國時代，稱雄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爭城奪地，互相殺伐，連年不斷混戰。那時，楚國的大詩人屈原，正當青年，為楚懷王的左徒官。他見百姓受到戰爭災難，十分痛心。屈原立志報國為民，勸懷王任用賢能，愛護百姓，很得懷王的信任。

　　賈誼在《吊屈原賦》中，這樣描寫屈原所處時代的社會狀況：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铦。斡棄周鼎，寶康瓢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賈誼筆下，屈原生活的時代一切都是顛倒的：貓頭鷹在天上飛翔，鸞鳳卻深藏起來；小人得志尊顯，圣賢卻不得其用；正直廉潔的人受到誣蔑，強橫殘暴的人卻得到稱譽；寶劍被貶為鈍口，鉛刀卻被說成鋒利；國之重寶周鼎被拋棄，空瓦罐被當成寶物；疲牛跛驢驂駕著馬車，千里馬卻拉著沉重的鹽車；帽子本應戴在頭上，卻被墊在腳下，被汗水濕透。這就是楚國的時局。

　　那時西方的秦國最強大，時常攻擊六國。名士公孫衍提出合縱，即聯合六國一同抗秦，屈原積極參與此事，與公孫衍一起促成楚、齊、燕、趙、韓、魏六國君王齊集楚國的京城郢都，結成聯盟，并使懷王成了聯盟的領袖，因此得到了懷王的重用，很多內政、外交大事，都憑屈原作主。

　　因此，楚國以公子子蘭為首的一班貴族，對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懷王面前說屈原的壞話。說他奪斷專權，根本不把懷王放在眼里。挑撥的人多了，懷王對屈原漸漸疏遠，因為齊楚連盟，秦國不敢動手，聽到這個消息，秦王忙把相國張儀召進宮來商量。 張儀認為六國中間，齊楚兩國最有力量，只要離間這兩國，聯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國內部不和的機會，親自去拆散六國聯盟。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斗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系惡化，導致了此后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咸陽，要脅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咸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5萬，取十六城。

二次流放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懷王死于秦國，秦國將他的尸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國、楚國絕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年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周郝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年），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24萬。秦國于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哀郢》分析，是從郢都（湖北江陵縣）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的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后又離開了夏浦（湖北漢口），最后到了陵陽（據說是今安徽青陽縣南）。時間長達16年，在這之間并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回風》。

自投汨羅
　　秦國對楚王的妥協退讓，并不滿足。楚頃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將司馬錯攻楚，楚割讓上庸、漢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鄧、西陵；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頃襄王只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于陳城（今河南淮陽縣）”。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于農歷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了。這一年大概是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屈原當時62歲左右。

　　《荀子.不茍篇第三》：君子行不貴茍難，說不貴茍察，名不貴茍傳，唯其當之為貴。故懷負石而投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漢武帝是漢代第一個熱愛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賦達82篇之多的淮南王劉安，則是對《離騷》作了很高評價的第一位文學理論家。劉安稱《離騷》兼有《國風》、《小雅》之長，它體現了屈原“浮游塵埃之外”的人格風范，可“與日月爭光”。其后，司馬遷為屈原作傳，不僅照錄了劉安的這些警句，還進一步把《離騷》和孔子刪定《春秋》相提并論。他稱前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但是，后漢的歷史學家班固卻不以司馬遷對屈原之評贊為然。雖然”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空。”但，他對屈原的評價是：“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以貶為主班他指出，稱屈原和《離騷》可“與日月爭光”云云，“斯論似過其真”。班固的人生觀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為屈原應像《詩·大雅》所謂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他批評屈原不應“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話傳說融入作品中，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在。